【前言】
为啥说毛主席是陕北根据地的救命恩人呢？想象一下，那时候陕北根据地面临着大困难，局势相当严峻。但毛主席他有远见，有策略。他带着大家搞土地改革，让老百姓们有了地种，有了饭吃，这样一来，大家的心就稳了，都愿意跟着党和红军一起干。再者，毛主席还指挥了一系列精彩的战斗，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。这样一来，陕北根据地就安全多了，红军也有了发展的空间。所以说，多亏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正确决策，陕北根据地才能转危为安，不断发展壮大。这就是为啥大家都说，是毛主席救了陕北根据地。
1931年刚开始那会儿，王明因为有了共产国际里那个叫米夫的大佬支持，很快就爬上了党中央实际领导的位置。从那时候算起，王明那套“左”的路子，在党内竟然主导了整整4年。在他的这种“左”倾指导下，到了1934年，上海那边的临时中央局，还有中央北方的代表，都派人来了，一个是聂洪钧，另一个是朱理治，他们被派到陕北的革命根据地，目的是进行内部整顿。
1935年8月份，聂洪钧、朱理治他们几个主导下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出了个《决议》，说要开始“肃反”。到了9月15号，红25军也到了陕北，他们里头“肃反”情绪可重了。再加上戴季英这个管肃反的头头儿在那使劲儿煽风点火，陕北根据地立马就闹起了一场特别狠的“肃反”运动。
陕北那地方的“清理门户”行动到底有多狠？要不是毛主席及时赶到了陕北，根据地可能就保不住了。要是他再晚四天，包括刘志丹在内的许多领导可能都不在了，因为那些“左”倾的机会主义者已经给刘志丹他们挖好了坑，准备活埋呢。
1934年那会儿，刘志丹带着西北红军，一连打下了安定、延长、延川、安塞等六个县城，干掉了敌军正规部队还有民团武装，人数加起来快八千了。这样一来，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就连到了一块儿，西北革命根据地迎来了最红火的时候。
那时候，国民党到处围追堵截苏区，很多地方的革命根据地都丢了，可西北的革命根据地却偏偏逆风飞扬，特别显眼。就因为有这块宝贵的根据地，1935年的时候，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才能在陕北站稳脚跟，这全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功劳。
可不幸的是，1935年9月底那会儿，党中央、毛主席还有中央红军刚打算往陕北挪窝，西北那块革命根据地却正闹着一场特别狠、特别惨的“清内鬼”行动。这事儿啊，得从1932年的“三嘉原枪被缴”那档子事开始说起。
1932年1月份，在西北那边，反帝同盟军成立了，由谢子长来当总头儿，刘志丹呢，他既是副总头儿，还管着第二小队。那时候啊，这队伍里啥人都有，乱得很，有的还是以前那种不正经的土匪、混混，你想啊，要把这样一群人管好，纪律整明白，那得有多不容易。再说了，他们那时候也没明摆着说是红军或者是共产党的队伍。
谢子长主张部队得亮出红军的旗号，对那些背景复杂、信不过的人，该没收武器的就没收，该解散的解散，甚至该处决的也得处决。但刘志丹的想法不同，他觉得主要应该对这支部队进行“教育和改造”，只有对那些实在没法改好的人，才进行清理。
刘志丹和谢子长意见不合的点在于：刘志丹觉得现在这支队伍毛病一堆，想整改也得稳扎稳打，因此，眼下还不到树起红军大旗的时机。再说了，要是现在就亮出红军的旗号，敌人肯定会立马围上来打压，这对队伍壮大可没啥好处。
那年春节快到的时候，谢子长和刘志丹带着队伍在正宁三嘉原进行整顿。有个老百姓跑来跟谢子长和刘志丹说，第二支队的分队长赵二娃带着人把永宁集市给抢了，连老百姓家里的猪肉都没放过。他们一查，赵二娃这家伙还真干了不少坏事，严重违纪，还抢老百姓的东西，简直就像土匪一样。
谢子长着手整顿时，赵二娃企图掏枪反抗，结果被警卫头头白锡林立马给毙了。这么一来，二支队的枪械全都被没收了，就剩下几十号人，其余的全打发走了。就连那个同时管着第二支队的刘志丹，也被解了武装，给看管了起来。过了两天，陕西省委的巡视员一到，刘志丹这才被放了出来。
那时候，谢子长和刘志丹处理“三嘉原缴枪事件”时，都是心里装着大局，从革命的大方向去考虑的。可麻烦的是，那会儿正好赶上“肃反”的风头，这事儿很快就被陕西省委里的一些头头脑脑给炒成了“敌我矛盾”的大事儿，原本的事儿就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严重了。
那年6月份，陕西省委在一份报告里头，竟然说“刘志丹的队伍全成了土匪”。他们还给刘志丹安上了好几个罪名，说他“不敢打硬仗，只知道往山上躲，不用正确的进攻方法”，“跟地主、富农勾搭，不搞土地革命了”，“思想工作就是做做样子，党的面子都丢光了”。
那会儿，陕西省委对刘志丹在陕北搞的游击队有很大的误解，他们觉得刘志丹搞的游击战，就是不听中央和省委的话，搞啥“梢山那一套”，说白了就是逃跑主义。就算后来“三嘉原缴枪事件”过后，刘志丹带着根据地发展得飞快，陕西省委还是对刘志丹将信将疑，一直不怎么信任他。
1932年年底，陕西省委心里不踏实，专门把杜衡派到了陕甘边区。可没想到，杜衡一来，陕甘边根据地就吃了大亏，损失惨重。到了1933年7月，杜衡在西安被抓，立马就投降了敌人。说来也怪，就在杜衡和陕西省委中断联系的这段时间，陕甘边根据地因为没被“左”的错误路线给搅和，反而发展得挺快。到1934年年底，西北地区的红色武装割据局面慢慢就形成了。
1935年那会儿，上海临时中央局给聂洪钧和朱理治下了任务，叫他们去西北根据地。他俩一到陕北，心里头就对陕甘边那块根据地和红26军的头头脑脑有些看法，说白了，就是带着任务去的，要“动动手脚”，整整风气。
当时，郭洪涛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委员，在给聂洪钧和朱理治介绍情况时，把刘志丹、高岗、张秀山他们都称作“思想右倾的人”。朱理治他们本就对陕北的领导人心存疑虑，再加上对当地实际情况一知半解，所以提了些不符合实际的要求。刘志丹、高岗他们自然不答应，坚决反对。这样一来，朱理治他们对刘志丹他们的不满就更深了。
1935年8月份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出了份《决议》，里头白纸黑字写着要搞“肃反”。说来也巧，就在这时，红25军从外地打了过来，到了陕北。这支队伍打仗是把好手，不过“肃反”念头特别重。更关键的是，管肃反的戴季英，那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动不动就杀人，就算问不出口供也不放过。
在戴季英等人的大力推动下，陕北根据地的“肃清反革命”行动火速升温。到了1935年9月底，上头决定让郭洪涛管后方的肃清工作，聂洪钧则负责前方的。刚迈入10月，也就是10月1号那天，蔡子伟这个原陕甘边特委的秘书长兼组织部长，还有张文华、黄子文、江旭、李西萍这四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要员，一共五人，都被抓了起来。紧接着，第二天，也就是2号，之前当过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也没能幸免，同样被戴季英给逮了。
没多久，戴季英用了狠招审问，张文华和蔡子伟就招了，说他们头儿刘志丹和高岗是反革命。第五天，刘志丹就被关进了大牢，吃了不少苦头，连他老婆和五岁的小闺女也被拉去劳动改造了。紧接着，高岗、杨森、刘景范还有好多管事的干部，一个接一个都被抓了起来。
张秀山被关在牢里，戴季英对他用了很狠的手段逼他招供，说他和刘志丹还有其他战友犯了“右倾取消主义”的错。但张秀山被打得几次昏过去，醒过来还是一口咬定没那回事。他气呼呼地说：“26军是大家拼死拼活建立起来的，不容易啊！”说着还求戴季英他们手下留情，想想26军的兄弟们。那场面，真是惨，连负责守着他的人看了心里都难受。
徐海东回想起一件事，戴季英曾把74师主力的220团政委、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都给绑了起来，对他们严刑拷打。可啥也没问出来后，戴季英干脆下令把这49人全给枪毙了。张秀山也记得，红军的营长于震西被抓后，受尽了折磨，人家拿匕首一刀一刀往他身上扎，想让他招供。可他硬气得很，到死都没诬陷过一个战友和同志。
根据地领导人们回忆说，刘志丹跟其他一些领导人被关在了一间破旧的当铺里。那时候，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者搞起了严酷的审讯，手里拿着鞭子和大刀，看谁不顺眼，不是抽鞭子就是用刀背砍。很多人就这样被他们随便安个罪名给迫害死了。根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，那次错误的“肃反”行动，害死了200多位出色的党政军干部。
这次搞错的“肃反”行动带来了大麻烦：让红军内部四分五裂，原本团结的原红25军和西北根据地的红26、27军之间的关系，恶化到差点就要打起来。红军整天忙着搞“肃反”和内部争斗，结果根据地大片区域都被敌人占了，好几个县的百姓都跑向了军阀和国民党那边，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“红色根据地”，就这么变成了“白区”。
好在1935年10月19日那天，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成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听说陕北那边在搞“肃反”，连刘志丹、高岗这些大领导都被抓起来了，有的人甚至已经被害。毛主席一看这“肃反”搞得太过了，立马下令停止一切逮捕、审查和杀人行动，还说要“刀下留人”。接着，他指定张闻天他们几个代表中央，去好好查一查陕北的“肃反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调查了二十多天后，刘志丹他们这些原红26军的战友被判定没罪，给放了出来。刘志丹、高岗、张秀山等人这才重获自由。到了11月30号，张闻天牵头开了个会，是给刘志丹他们平反的活动分子会议，会上通过了《西北中央局关于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》，算是把陕北那阵子“肃反”的事情给基本处理妥当了。
过了好些年，陕北根据地的一位头头回想起那段往事，心里还是疼得厉害。他讲道，要是毛主席没到陕北，咱这根据地怕是早就没了。要是毛主席晚来四天，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也就不在了。多亏了毛主席那句“手下留情”，不然我们早就没命了。那时候，“左”倾的那些家伙已经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坑，就等着活埋呢！